设计院需要资质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

今天是国家3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周年，一年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风险和问题。本文基于世界银行报告、《人类发展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投资风险、投资需求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的对策建议，以供读者参考。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施阶段，也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PPP投资指出了方向。

一、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回顾

“一带一路”横贯中欧、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涉及到66个国家，区域面积5200万平方公里，人口46.5亿，分别全球陆地面积（南极洲除外）、人口的38.5%、65.9%，人口密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71倍。2015年人均GDP约6500美元，为全球人均GDP的60%。区域中既有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也有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13.7亿人，有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卡塔尔、人均GDP超过10万美元，还有8个最不发到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投资、发展和转型是该地区今后发展的主线。

1、经济发展不平衡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经济总量达到3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平均增速3.7%，高于全球3.0%的平均增长水平。“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还有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地区。

从经济总量看，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5个，分别为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其中中国经济总量为11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为最小国家不丹的5800倍，约占“一带一路”经济总量的40%；GDP在5000亿到1万美元的国家4个，分别是印尼、土耳其、沙特、波兰；GDP在1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国家19个，GDP在100亿到1000亿美元的国家30个；低于100亿元美元的国家8个，分别为塔吉克斯坦、蒙古、吉尔吉斯坦、摩尔多瓦、巴勒斯坦、黑山、马尔代夫、不丹，其中经济规模最小为不丹、GDP为19亿美元。

                                             
  图1 “一带一路”经济总量前10名的国家  

图2 “一带一路”经济总量后10名的国家

从经济增速看，新兴国家经济增速较快，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慢。全年经济增长的国家58个，增速超过6%的国家12个，分别是土库曼斯坦、缅甸、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印度、吉尔吉斯坦、柬埔寨、中国、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经济下滑的国家9个，分别是，日本、文莱、也门、俄罗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伊拉克、乌克兰、阿曼。

图3 “一带一路”经济增速前10名的国家

从人均GDP看，贫富差距巨大，最富有国家的人均财富是最穷国家的160倍。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13个，分别为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文莱、以色列、日本、韩国、巴林、沙特、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其中卡特尔的人均GDP超过了10万美元、位居第一，为最穷国家阿富汗的160倍；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万美元的国家13个，人均GDP在5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国家13个，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28个。中国人均GDP8000美元，在“一带一路”国家在位于31位。

图4 “一带一路”人均GDP前10名的国家
图5 “一带一路”人均GDP后10名的国家

2、整体竞争力有待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用法律和行政架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市场规模、商业环境完备性、创新12个指标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估，并对12个指标赋值加权后，得出各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中，有53个国家的竞争力数据在此报告中体现（详见附表2）。排名位于前70名（140个国家，70名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有35个，其中新加坡、日本、卡特尔、阿联酋、马来西亚、沙特、韩国、以色列、中国、爱沙尼亚的排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位于前10名，在全球的排名分别为第2名、第6名、第14名、第17名、第18名、第25名、第26名、第27、第28名、第30名；中国排名靠前的主要因是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市场规模大，其余10个指标排名均在30名以后；位于后70名的国家31个，其中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尼泊尔、黎巴嫩、不丹、孟加拉国、波黑、埃及、巴基斯坦、缅甸的排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位于后10名，在全球的排名分别为第93名、第94名、第100名、第101名、第105名、第107名、第111名、第116名、第126名、第131名。总体上看，“一带一路”国家竞争力在全球排名分布还是比较靠后的，整体竞争力能力有待提升。

图6“一带一路”竞争力排名前十、后十的国家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3、人口增长及结构各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人口数量差异巨大（详见附表1）。人口规模小于1000万的国家36个，分别是马尔代夫、文莱、黑山、不丹、爱沙尼亚、巴林、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卡塔尔、立陶宛、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蒙古、摩尔多瓦、科威特、波黑、阿曼、克罗地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斯洛伐克、新加坡、吉尔吉斯坦、老挝、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以色列、塔吉克斯坦、阿联酋、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匈牙利。人口规模介于1000万到5000万之间的国家16个，分别为捷克共和国、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叙利亚、也门、尼泊尔、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富汗、伊拉克、波兰、乌克兰、韩国。人口规模介于5000万到1亿之间的国家7个，分别为缅甸、泰国、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宾。人口规模超过1亿的国家7个，分别为日本、俄罗斯、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印度、中国。

人口处于正增长的国家49个，其中新加坡、也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阿联酋、巴勒斯坦、伊拉克、黎巴嫩、约旦、科威特、卡塔尔、阿曼、越南12个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新加坡人口出生率较低，人口增长主要是来源于移民或跨国就业；越南人口的年增长率超过9%，其生育率也很高。处于零增长的国家为波兰和黑山。处于负增长的国家15个，包括日本、俄罗斯等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低于7%的国家21个，分别为阿联酋、越南、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沙特、阿富汗、也门、塔吉克斯坦等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于7%的国家45个，其中，占比介于7%到10%之间的国家12个、10%到20%之间的国家17个、超过20%的国家16个。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3.1%，日本及东欧国家属于严重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比超过了43.6%。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进入了老年社会（详见附表4）。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 

4、政治制度多元化

“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实行了不同的发展制度，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其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有总统制的，有共和制的，有议会制的、还有君主制的，更多的是这几种体制的结合（详见表格1）。其中实行议会制共和制的国家最多，有22个；实行总统制共和制的国家19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8个，实行君主制的国家3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5个，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4个；实行其他政治体制的国家5个，包括实行联邦制的斯洛伐克、也门，实行共和制的老挝，实行贵族共和制的阿联酋，以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各国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确立该区域的多元化，说明了沿线各国之间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5、宗教信仰各异

经过几千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和传播，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仍然保持着其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其中东南亚非各国以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中亚各国则基本上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传统，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国家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基督宗教信仰。部分国家或地区亦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一些国家乃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国教，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卡塔尔、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文莱、叙利亚、也门、伊朗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泰国、柬埔寨、不丹、斯里兰卡等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以色列以犹太教为国教，尼泊尔以印度教为国教等。还有一些国家的某一宗教乃是绝大多数人的信仰，如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缅甸的佛教、菲律宾的天主教，以及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等。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东欧国家，则这些国家的民众则以基督教信仰为主。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分析

1、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不仅对于企业十分重要，对于提升一国的整体竞争力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拥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不是提升国家生产力的充分条件，但宏观经济混乱必将会损害经济，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欧洲体现尤为明显，一些国家政府过去债台高筑，已经不能有效提供服务。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任何企业将不能独善其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参与全球竞争力排名的140个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宏观经济环境排名在前35名的国家19个，排名介于35名到70名的国家15个，排名介于70名到105名的国家7个，排名介于105名到140名的国家12个。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排名位于第8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靠前。总体上看，沿线国家有34个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图7 宏观经济环境排名前10的国家

2、社会治安环境

社会治安的好坏，对投资也有着重要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犯罪和偷盗对投资等商业活动影响较小、治安环境相对较好10个的国家:韩国、沙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科威特、新加坡、斯洛维尼亚、伊朗、巴林、日本；犯罪和偷到对投资等商业活动影响相对较大、治安环境相对差10个的国家：克罗地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塞尔维亚、埃及、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波黑。中国的犯罪和偷盗对投资等商业活动的相对影响排名位于17名，也就是说53有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治安比中国好，36个国家的治安比中国差（详见附表3）。

3、劳动制度环境

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性对于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并为他们在工作中提供最佳激励机制非常重要。只有当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时，才能实现劳动力的低成本流动、薪酬区间合理而富有弹性。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劳工制度不是太严、对投资等商业活动影响不大的10个国家为：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缅甸、泰国、匈牙利、越南、印尼，劳工制度较严、对投资等商业活动影响相对较大的10个国家为：立陶宛、波兰、斯洛维尼亚、巴林、科威特、日本、阿联酋、沙特、阿曼、新加坡、金融政策环境、税收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中国的用工制度对投资等商业活动的相对影响排名位于20名，也就是说53有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用工制度相对中国好宽松，33个国家的用工制度相对中国较为严厉（详见附表3）。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还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日本、乌克兰、印度、菲律宾、土耳其、斯洛维尼亚、孟加拉国、伊朗、摩尔多瓦、亚美尼亚10个国家的员工的职业道德较好，而蒙古、阿联酋、斯里兰卡、越南、老挝、卡特尔、马其顿、巴林、埃及、阿曼10个的员工的职业道德较差。中国员工的职业道德在53个国家中的排名位于15名，其余各国的员工职业道德对商业活动的相对影响，详见附表3。

4、金融制度

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完善和健全的金融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高效的金融部门可以实现本国及外国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斯洛维尼亚、拉脱维亚、巴林、柬埔寨、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10个国家的外汇管制相对自由，卡特尔、印尼、印度、埃及、乌克兰、伊朗、不丹、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土耳其10个国家的外汇管制相对较严，对投资等商业活动的影响较大。中国外汇管制在53个国家中排名40，也是外汇管制相对较严的国家，其余国家外汇管制对商业活动的相对影响度，详见附表3。

5、税收制度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卡特尔、沙特、黎巴嫩、不丹、新加坡、尼泊尔的税收制度相对简单，有利于投资等商业活动；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俄罗斯、菲律宾、日本、塔吉克斯坦、波兰的税制相对复杂，对投资等商业活动的影响较大。中国税制复杂程度在53个国家中排名29，其余国家税收制度对商业活动的相对影响详见附表3。

6、行政效率及政府廉洁度

政府对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态度以及运转效率同样十分重要，行政架构中的繁文缛节、过分监管、腐败、欺诈，透明度和可信度缺失，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欠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53个国家中，新加坡、阿联酋、阿塞拜疆、老挝、塔吉克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缅甸、不丹、土耳其的行政效率较高，巴林、斯洛维尼亚、韩国、克罗地亚、立陶宛、波黑、菲律宾、以色列、科威特、捷克较为官僚，中国的官僚度在53个国家中排名20。日本、格鲁吉亚、新加坡、土耳其、爱沙尼亚、沙特、以色列、阿联酋、不丹、波兰等国家的政府相对廉洁，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匈牙利、巴基斯坦、菲律宾、乌克兰、孟加拉国、柬埔寨、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家的政府相对腐败，对投资等商业活动有较大影响。

7、基础设施完善度

广泛、高效的基础设施对确保经济体的高效运转尤为关键，是决定区域或国家是否繁荣的重要指标。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减少地理距离带来的不便、整合国家市场、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当地与其他区域的互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53个国家中，新加坡、阿联酋、日本、韩国、卡特尔、马来西亚、巴林、沙特、以色列、爱沙尼亚等国家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不丹、老挝、柬埔寨、波黑、塔吉克斯坦、黎巴嫩、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等国家的基础设施薄弱和落后，在全球中的排名分别为92、98、101、103、111、116、117、123、131、134。中国的基础设施在53个国家中的排名位于14，在全球中的排名位于39。其余国家的基础设施情况详见附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需求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66各国中，既有富裕发达的国家，也有贫穷落后的国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基础设施存在着不断更新升级的改扩建投资需求；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短板，更需要引进国外资本加快建设。

1、总投资需求分析

2015年中国人均GDP约8000美元，人均GDP低于中国的有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塞尔维亚、伊拉克、印度等36个国家，这些国家的GDP之和为6.3万亿美元，总人口约26.5亿人。若按照中国2015年人均的投资强度计算，上述36个国家要想在人均GDP追赶上中国，未来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潜在投资需求约为17万亿美元，投资的现实需求约5万亿美元。人均GDP高于中国的有日本、卡特尔等29个国家，其GDP之和约13.2万亿，按照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与GDP30%的计算，这29个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约4万亿元美元。也就是说，除了中国，“一带一路”其他65个国家未来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介于9万亿到21万亿美元之间，投资需求巨大。

表2：中国与亚洲各区基础设施比较

2、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分析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中国的国家有51个（详见附表4），城市化率低于中国的有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越南、也门等27个国家，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也仅为53.6%。特别是也门、缅甸、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经过了战争的破坏，基础设施重建的需求更大。应该说这些国家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较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按照中国2015年的交通、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20%计算，“一带一路”其他65个国家未来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介于1.8万亿到4万亿美元之间。

3、卫生和教育投资需求分析

教育和卫生落实中国的有乌克兰、伊朗、波黑、沙特、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约旦、俄罗斯、越南等48个国家（详见附表2），这些国家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需求较大。如按照中国2015年的教育、卫生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计算，“一带一路”其他65个国家未来每年的卫生和教育的投资需求介于0.27万亿到0.6万亿美元之间。

4、PPP项目投资需求分析

按照国际惯例PPP项目总投资约占整个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投资的20%计算，“一带一路”其他65个国家未来每年的PPP项目投资需求介于0.4万亿到0.9万亿美元之间，投资需求还是非常大。

四、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的意义

1、战略意义和必要性

一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近1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战略围堵，在我国领海外围构建了三条围堵的“岛链”，并在东海、南海不断挑拨是非，妄想破坏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我国西部接壤的国家不断挑起战争，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内战或入侵战争。从上述事实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意图十分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特别是从成立亚投行看，各国都积极出资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说明这种响应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说，“一路一带”的提出和实际行动，就像一把利剑，迅速刺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战略围堵圈，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而我国今后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以PPP模式参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落实好“一路一带”的倡议和行动愿景，巩固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有利于加强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三是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未来国际的竞争不仅是科技的竞争，更是金融的竞争，谁抢占了金融的制高点，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而这个制高点就是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当前，国内货币充裕，非常有必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出口我国的货币”，促进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国内企业通过PPP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并通过PPP合同来约定融资方式，即约定以人民币作为投资的结算和计价货币，这样既可以规避投资国因其货币容易贬值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也可以加快人民币从结算、计价货币转为储备货币，带动人民币适用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

四是有利于去产能的国际合作。当前，我国国内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通过国内企业以PPP的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PPP合同来约定建筑材料的采购方式，既可以是来自国内的出口，也可以是在当地生产。这样既有利于扩大我国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出口，也可以根据我国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引导钢铁、水泥等相关企业逐步关停国内的生产基地，把生产基地迁移到我国的PPP项目投资国，这也有利于加快生态中国建设。

五是有利于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企业正在积极走出去投资，但投资的水平不高，投资失败的案例不少。很多企业主要是承接国际工程建设业务，因为这些业务主要是和当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一旦当地政局不稳，后续损失赔偿都不高。而通过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与当地政府签订PPP合同，不仅可以促使国内企业由建设商、承建商向投资、建设、运营商转变，提高国际投资水平和竞争力，还可以有效减小投资风险。原因是一旦对方违约，国内企业可以PPP合同要求对方进行合理赔偿。过去外资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参与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部分项目因我国违约收回，我国是按照合同给予外资较高的赔偿。

2、可行性分析

一是具备了投资规划的基础。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沿线各国合作的合作重点、合作机制，提出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出，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这为国内企业以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二是具备了必要的制度保障。我国已经构建、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多边合作的渠道。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并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国家签订了投资协议。这些都有利于国内企业以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三是具备了投资的金融基础。目前，我国正在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共同推进和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这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PPP投资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和保障。

四是具备了投资的区域合作示范基础。目前，商务部公布的涉及到“一带一路”的一共77个园区，涉及到“一带”国家35个，“一路”国家42个。其中，埃及的园区项目、中巴园区项目、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等项目启动最早，并分别由海尔、红豆集团等企业在负责投资建设。随着这些园区开发模式的成熟，将为国内企业以PPP模式参与相关国家园区投资建设提供示范借鉴。

五是具备了投资的项目经验基础。油气管道投资建设方面，包括中俄油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都取得了积极进展，有的已经建设运营。对外电力设施投资建设方面，国家电网公司同周边至少签署了10个输电协议，特别是从俄罗斯、蒙古、印尼等地进来的都已经签了。铁路项目印尼的铁路项目、泰国的铁路项目、莫斯科的地铁项目、东欧的铁路改造项目、印度的高铁项目等谈判和签约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这些项目多数是以PPP(特许经营)模式来运作的，为今后国内企业以后PPP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五、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的主要风险

一是投资回报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开拓全球市场、并购国外资产、获取国际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不仅走向发达经济体，也走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更多的还是面向那些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投资收益较为丰厚的国家。从现实情况看，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加上大多数PPP项目投资又以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其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回本缓慢，有时甚至连能否盈利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过去项目实操看，投资风险从经济上来说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带来的招标价格过低、条件过于苛刻。现在尤其明显的是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很多发展中国家自认为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了工程到处招标。如果没有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我国在泰国、印尼、印度获得的铁路项目有可能价格比现在高一些。

第二，工程完成后运营的经济风险，是否能够顺利收回成本并盈利，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收益率偏低，成本回收时间长。

第三，财政金融风险。印度、以色列、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斯里兰卡、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约旦、埃及、新加坡、不丹、黎巴嫩、日本负债率都超过了70%，日本甚至超过了200%；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塔吉克斯坦、尼泊尔、叙利亚、伊拉克、缅甸、巴林、马其顿、也门、黑山、阿尔巴尼亚、不丹、黎巴嫩等过外汇储备很少甚至没有储备，在这些国家投资如果以本币计算存在巨大的投资贬值风险。

二是部分国家政局不稳。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斯洛维尼亚、缅甸、以色列、埃及、塞尔维亚、乌克兰、巴基斯坦、保加利亚、印度、摩尔多瓦、波黑、孟加拉国、黎巴嫩、泰国、尼泊尔等国家的政党轮换频繁或政局不稳，对投资等商业活动的影响较大。实际上，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给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的PPP投资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沿线国家政局不稳、社会持续动荡，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如，缅甸、泰国民主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存在的政治不稳定，突尼斯、利比亚、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等西亚北非国家出现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冲突，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和宗教问题所引发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都会对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的PPP投资构成了较大的投资风险。

三是大国博弈风险。这主要是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全球性、战略性的防范和挑战。任何一个大国都有自己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周边战略、地区战略，就像美国的TPP、亚太再平衡，印度的季风计划，俄罗斯的欧亚联盟等。美国把东南亚、俄罗斯把中亚、印度把南亚看作本国传统势力范围，日本把中国作为宿敌。各大国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思想上是高度警觉的，行动上也是防范和阻碍为主。互相拆台是大国争夺中常有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正常。以上这些都会对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的PPP投资构成了较大的投资风险。

四是法律制度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各异，我国企业以PPP模式参与其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面临的法律制度问题包括环境保护、劳工、知识产权、投资管理、税务等多个方面，有些国家在上述领域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在对待外资投资管理上，有的国家没有太多限制，但在反垄断上的审核非常严格，如日本等国家；有的还有领域和合资比例限制，这些在西亚的一些国家表现的非常明显；再比如，在PPP项目的管理上，有的是参照英国的PPP模式，有的则是以特许经营权管理为主。这些问题投资者都要提前做好投资目标国的各类投资制度的尽职调查，规避投资的制度风险。

五是宗教文化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宗教上存在自身的特点。尤其是陆上丝路经济带涵盖的区域，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等四大文明发祥地，同时也是伊斯兰、佛教、基督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的起源地，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上有自己的特征。特别是一些宗教国家有着许多不为国内企业所熟悉的文化禁忌。比如，伊斯兰金融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系统，必须遵守禁止利息、禁止投机行为、禁止投资于烟类、博彩业等禁忌，如果到这些国家投资，就必须提前学习和了解相关风俗文化，避免投资风险。 

六、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的对策建议

1、关注重点国家的投资需求和PPP制度

对于城市化率较高的、经济较发达的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文莱、以色列、日本、韩国、巴林、沙特、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等过，其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主要是需要加强改造升级投资，建议国内企业可重点关注这些国家的存量设施资产的投资。而对于经济不是很发达、城市化率不高的国家，建议国内企业可以这些国家的PPP制度，并考虑以BOT的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但同时也要关注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如果其外汇储备过低，投资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需做好相关风险对冲举措。

2、关注重点领域项目的市场动态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与欧盟委员会合作，成立了PPP国际研究中心，共同推动以PPP模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促进人类社会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今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估计多以PPP模式为主，而公路、铁路、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的PPP模式相对成熟。为此，建议国内企业可以提前关注那些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的公路、铁路、港口等项目的投资需求，提前介入和及时与项目方的沟通，做好竞争拿到项目的各项准备工作。

3、加强对相关国家投资制度的深入研究，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风险预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的制度不尽相同。建议国家组织相关智库，针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其PPP项目投资需求、投资风险、PPP制度等做详细的研究，形成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PPP投资的务实操作手册，提高国内企业投资的针对性、有效性。

4、支持国内咨询机构走出去拓展海外业务，为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提供专业支撑

目前，国内投资咨询机构众多，咨询规模偏小、咨询水平差异巨大。但也有一些中字头、地方国企主导的咨询机构，其市场化程度较高，包括一些民营的咨询机构，都培养一批咨询人才，具备开展海外咨询的基础。中国企业走出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PP投资，其市场前景广阔，投资咨询的市场较大。为此，建议国家整合一些有实力的咨询机构，形成1-2家大型的咨询机构，开展海外投资咨询业务，为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提供专业支撑。

5、政府要加强协调，防止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恶性竞争

目前，走出去参与海外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但由于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是稀缺资源，这样可能发生国内多家企业在同一项目上的竞争。为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在这方面的协调，防止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的恶性竞争。

附件1：:2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GDP：亿美元；人口总数：千万）

附件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竞争力情况

附件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附件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及人口发展情况

作者简介：叶继涛，工学、经济学双硕士。现任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总监，曾任职于上海市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发展战略研究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宏观政策分析、政策制定、园区规划与开发策略、产业发展、政府改革、招投标、PPP模式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和咨询经验。